翻译这个职业最早出自周代，《后汉书·南蛮传》中有这样一段记载:
交趾之南，有越裳国。周公居摄六年，制礼作乐，天下平和，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稚。
史料中的越裳国大体上在今天的越南一带，“三象重译”就是连续翻译了多种语言。
五方之民，言语不通，嗜欲不同。达其志，通其欲，东方曰寄，南方曰象，西方曰狄鞮，北方曰译。
“译”在周朝时，指翻译北方语言的翻译官，相应的，翻译西方语言的翻译官则是狄鞮，东方是寄，南方是象。
周以后，历朝历代都有翻译官，通常从属于外交机构之下。
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有载，秦时掌管外交事宜的官职称典客，汉景帝时更名作大行令，武帝时又更名作大鸿胪，译官就是其属官。大行令（大鸿胪）在汉时是三公九卿的九卿之一，地位很高。
汉朝也出现了史上第一位有明确记载的翻译官——陪同张骞出访西域的堂邑父。
堂邑父又名甘父，据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记载：“堂邑父故胡人，善射。”建元三年（公元前138年，）汉武帝“因欲通使，道必更匈奴中，乃募能使者，（张）骞以郎应募，使月氏，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陇西”，堂邑父作为张骞的翻译和向导出使西域。
虽然我国早就有关于翻译官的记载，但像堂邑父被载入史书的译官却屈指可数。唐朝时朝廷沿用“鸿胪寺”机构作为管理少数民族并掌管翻译的机构，翻译官称作“译语”，由二十人构成，但史书中缺乏相关记载，反倒是一些民间人士在对外交流中发挥了重大作用，其中又以佛教人士居多，例如东渡扶桑的鉴真和尚，西天取经的玄奘等等。
到了宋朝，由于常年与辽国和西夏打交道，翻译官就显得更为重要，地位也有了明显提升，宋初的刘重进因通晓契丹语而不断加官进爵，最后被封为燕国公；南宋译官王抃因为语言能力出众、多次出使金国而受到宋孝宗信任，一直做到五品枢密院都承旨，成为皇帝身边的近臣。
到了明清时期，翻译官中出现不少“洋面孔“。许多欧洲来的传教士在中国朝廷中任职，成为兼职翻译官，如顺治时的传教士汤若望、康熙时的传教士马国贤等人。除了帮助朝廷翻译外国文献外，这些“翻译官”还曾将皇帝遗诏等重要文件翻译成外文在欧洲出版。
除此之外，一些博学多才的大臣偶尔也客串下翻译官，譬如和珅，精通多门语言（汉、蒙、藏、满等），西藏班禅和英国使臣觐见乾隆皇帝时都是由他做的外交官。
清末民初的辜鸿铭，精通英语、德语、法语、希腊语和拉丁文，曾担任过晚清重臣张之洞的洋文案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外文秘书。他还将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翻译成英文，在海外出版发行。
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，无论是万方来朝的华丽盛景，还是出访他邦的友好交流，又或者缔结盟约、传达教义、传播文化......翻译官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也许他们地位不高，名声不显，却是一个国家和周围交流离不开的帮手。
